从“公班衙”到2024公司法——接纳、转变、平衡、对立统一

清乾隆20年，也即1759年，中文名字为洪任辉的一位英国商人向皇帝告御状，称：因为中国商人欠款，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。
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。
公班衙，英文company及法文compagnle的音译，即“公司”。
从大清开始创办近代公司制企业、颁布公司律，到新中国1993年制定《公司法》，我国公司及公司立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。
现行公司法施行于1994年，历经多次修订完善，作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，对于我国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其间，社会公众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公司是最主要的市场主体，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最基本法律。
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些公司法，不难发现机械模仿的痕迹很重，其中不少法条是照搬的他人现成条文，缺少社会实践经验基础。
本次新修订的公司法则相对成熟务实，这是因为我国几千万家公司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和经验，使得我们在公司理论上越来越自信，立法技术也臻于成熟。

在不同的国家，公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。我国公司的发展，一个显著特点是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一个个微小经济细胞，且数量远远高于股份有限公司，这或许与我们的国情有关。
有限责任公司是最晚出现的一种公司组织形态，它是德国法学家、经济学家和立法者坐在屋里设计出来的，没想到在中国却大放异彩。有限责任、公司法人独立地位，现代公司制度这两大基石由此被我国民众深入了解。
本次修订，一大特征是对公司法规定的另外一种公司形式，也即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大刀阔斧般的“解绑”，从形制上统一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制度，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诸多条款。
这可视为对公司本质的回归，由此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大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意图。
19世纪末，中国驻英、法、意、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这样评价公司威力：尽其能事，移山可也，填海可也，驱驾风电，制御水火，亦可也，西洋诸国，所以横绝四海，莫之能御者，其不以此也哉。
薛福成这里所指的公司，应该是股份有限公司。
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”，“桃园三结义”和“梁山一百单八将”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家族及拟制家族也能成就事业，所以时至今日，家族制企业仍是一种成功的企业形式。
但亲情、友善，以及道义、信任感，人际关系，又是稀缺资源，又成为企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。所以尽管家族制企业仍旧存在，但公司制度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空间，它以契约和信用为纽带，把并非亲朋好友的更多陌生人资源聚集起来，为盈利目的携手而进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股份有限公司又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的，股东之间的冲突要大于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因此，从制度上加以保障，互相防范，利益平衡保护是公司法的重要内容。比如本次修订，强调作为公司重要参与方的职工利益的平衡保护；规定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以保证债权人的利益；坚持公司法人独立地位、又强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；坚持股东有限责任，又规定一人公司股东的无限责任情形；处理逐利本性与社会责任的矛盾等等。
但我们也应该知道，仅凭一纸法律条文无法推动完善公司制度，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，更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。实际上，公司制度从来不是一套静止的框架，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它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演进，在博弈中保持动态的平衡。
萧伯纳曾说过：科学每解决一个问题，都要引发十个新问题。这句话用在公司法上也同样适用。公司法的修订实施效果如何，还有待时间和实践市场的检验。
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经过如此多公司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界的探讨，我们终将拥有一部能激发活力，促进投资，鼓励创新，具有特色的公司法。

转自九九法律文书网，http://www.wenshu99.cn/article-370.html，作者王永利

王永利律师，北京盈科（天津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，合同法律事务部主任。王永利律师毕业于南开大学，硕士，有教育、建筑、媒体、法律等行业工作经历，擅长合同法、公司法及公司法务、刑事案件辩护、建设工程、金融业务、婚姻家庭、案件执行等领域。王永利律师为多位客户提供诉讼及非诉法律服务，以较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丰富的执业经验赢得了客户信赖和好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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